全球治理針對的是全球問題。所謂“全球問題”，指的是影響范圍是全球的，同時也必須由世界各國攜手才能解決的問題，包括世界和平與安全、氣候變化、貿易投資體系等。其中全球經濟治理主要指經濟領域內的全球問題，其中最為關鍵或最具基礎性的問題當屬維持世界強勁、可持續、包容、平衡的增長。在此全球經濟治理就是指，世界各國如何通過協商達成一系列有助于維持和促進全球增長的規則或制度。

經濟增長的源泉只有一個，那就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即單位時間內勞動產出的增加。最一般地講，導致生產率提高的源泉有兩個，即包括創新與擴散的技術進步，以及基于分工和要素流動的貿易收益。技術進步導致生產率提高不難理解。在沒有技術進步的條件下，僅僅由于不同生產主體（這里主要指國家）依據自身優勢進行分工與專業化生產，之后進行交易，便可提高參與分工和交易方的總產出，新增產出在經濟學中被稱為貿易收益。盡管在現實中這兩個增長源泉深度交織融合，但在理論分析時將它們分開討論則有助于我們對增長源泉的理解，進而為制定更有針對性的政策與制度提供方便。

在此我們要集中討論的是，在全球范圍內，如何令國家間分工和交換產生的貿易收益最大化，從而助力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包容、平衡增長的目標實現。鑒于交換的基本前提是所交換對象的所有權得到切實保障、交換各方事前達成的契約受到保護，故貿易收益最大化問題大致可以轉化成全球經濟治理問題。具體來說，全球經濟治理的問題與人類經濟活動相關，其行為主體主要是以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國家或國家集團，其活動背景是世界政府的缺位，其表現形式為各行為體通過協商而形成的一組自我約束性規則或制度。

全球經濟治理涉及諸多領域，主要包括左右跨國商品與服務交換、影響生產要素與資本跨境流動的國際貿易投資和貨幣金融制度。與全球經濟治理密切相關的具體議題還包括：供應鏈價值鏈、大宗商品供求、氣候變化與低碳經濟，以及主要行為體之間的政策協調。顯而易見，有效解決上述全球經濟問題符合世界各國的利益。然而整體而言，當今世界在處理全球經濟問題過程中存在著較為明顯的治理赤字。至此，如何減少并最終消除全球經濟治理赤字，便成為人類面臨的一個“更高維度的”全球問題。

對全人類福祉改進有利的事之所以難成，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共同利益并非形成集體行動的充分條件。“好事”之所以“多磨”，是因為促成“好事”要花費成本，而收益往往又由大家共同分享。具體到全球治理，問題便是治理成本如何分攤、治理收益如何分享。在經濟學里，這就是所謂的集體行動難題：由于集體行動成果或公共產品的享用不具有排他性，集體中的成員便會受到激勵而努力“搭便車”，當然也不希望看到別人搭自己的“便車”。其結果：一是公共產品的供給明顯不足，二是以國際制度為表現的全球經濟治理通常帶有明顯的非中性特征，即同樣的治理對不同行為體意味著不同的事，有些受益，有些則受損。

如果把大國間地緣政治經濟競爭考慮進來，那么互利共贏，甚至是帶來帕累托改進的自由貿易也是不可接受的。著名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2004年在《經濟學展望》發表了《李嘉圖和穆勒在什么地方反駁或證實了支持全球化的主流經濟學家的觀點》一文，指出頌揚自由貿易的“李嘉圖-穆勒模型”在不考慮技術進步時是成立的，然而一旦將技術進步納入分析后，該模型便可能會出問題：自由貿易竟然自發地扼殺了貿易！薩繆爾森以美中兩國為例論證說，如果中國的生產率提高到一定水平，使兩國在生產兩種產品時生產率之比完全相等，則它們各自的比較優勢便消失了，兩國將又回到自給自足的狀態。這時，中國的人均收入由于技術進步得到提升，而美國的實際人均收入則遭受到持久損害。

在暫時不考慮大國間地緣政治博弈前提下，解決全球經濟治理過程中集體行動難題的思路之一，是考慮有效治理的機制設計。全球經濟治理是大家的事，因此需要商量著辦，也就是各個國家行為體通過平等協商，在充分考慮到各成員所負擔成本與所分享收益的平衡后，逐步形成各成員接受的多邊規則。在機制設計過程中，關鍵是要通過提供相容激勵來減少或消除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通過創造選擇性激勵來降低或杜絕“搭便車”行為。在治理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各國可以根據緊迫性、嚴重性、可行性等對全球經濟問題進行排序，按輕重緩急分步施策。如果一時難以達成共識，可以考慮化整為零，把一攬子議題分成若干模塊加以處理。

自由貿易帶來的互利共贏有可能不會讓所有受益國滿意，這一結論深刻而殘酷。其內在邏輯基礎，來自國家目標函數的變化，即在原先追求福利絕對改進的利益最大化基礎上，加上了維持和擴大實力差距的考慮，也就是從單一目標轉化為雙重目標。這樣一來，在大國博弈加劇的環境中，“不惜犧牲自身利益也要遏制對手的趕超勢頭”就會上升為霸權國的主導策略。其結果便是，全球體系分裂，或出現兩個甚至多個相互隔絕，或至少是往來受限的平行體系，最終導致全球統一市場的萎縮，以及隨之而來的全球貿易收益縮減。

為防止出現或弱化這一導致全球福利水平下降的結果，可以多管齊下：首先是恢復或構建國家間的信任，以求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其次是強調非經貿領域的交匯利益，以凸顯或提升“脫鉤”成本；第三是最大化平行體系之間尚不受限制的經貿往來帶來的貿易收益。

本文英文版標題為 "Beyond the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責編 | 宋平 辛欣

編輯 | 張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