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隨著一批流落民間文物的回歸，2020年從盜掘者手中追回的一面東漢銅鏡再度引起國內學界和收藏界的關注，原因是這面銅鏡上不僅刻有“中國”與“匈奴”的銘文，還記錄了昭君出塞的故事，是目前所知最早記載昭君故事的文物。

這面銅鏡首次亮相是在2021年4月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萬物畢照：中國古代銅鏡文化與藝術”大展上，專家們將之定名為“昭君鏡”。除了記錄昭君出塞推動民族融合的故事，“昭君鏡”還映射了一個怎樣的時代，講述了一個怎樣的“中國”故事？對此，“道中華”專訪了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理事、中國國家博物館圖書資料部編審翁淮南。

問：您近期在中國人民大學和暨南大學題為“物質文化視野下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淵源探析”的演講中，曾引用不少古羅馬和秦漢青銅鏡為據，請您給我們介紹一下這面“昭君鏡”。

答：黃金時代的古羅馬和秦漢文明對話，是我正準備出版的一本專著，涉及一些代表性的青銅鏡。這面“昭君鏡”制作于東漢，其直徑21.5厘米、緣厚1.2厘米、重1434克，鏡背中心為扁球形鈕，鈕座為13枚乳釘環繞，間以銘文的12個字“仲作，宜侯王，復(服)此竟(鏡)者大富昌”為制作者名稱及吉語。鏡內區中部有4枚乳釘，將圖像分割為4組扇形區域，每一區域均布置人物車馬畫像，并具榜題。銘文分別為：王諸君/大皇後/胡王車/胡主簿。銅鏡外區刻有長銘，形式為七言詩，共70個字。

就前5句所記載的歷史背景而言，鏡銘與《漢書·元帝紀》《漢書·匈奴傳下》中“呼韓邪單于來朝、春正月改元、賜昭君”等事實吻合，且所述次序大體一致。

問：“昭君鏡”銘文兩次寫到“中國”：一是王昭君“倍(背)去中國事胡人”，二是“兵革不用中國安”，將“中國”(漢朝)與“匈奴”相對。對此，您如何解讀？

答：“昭君鏡”不僅是已知存世最早的一件記錄昭君出塞故事的文物，還是一件明確將中原王朝與匈奴相對，自稱“中國”的珍貴實物證據。和親政策的本質是促進民族間的友好關系和經濟文化交流，鞏固天下一統，強盛中國。“昭君鏡”的發現，讓我們能更深刻地理解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中國”這一概念形成的歷史和文化淵源。

人類歷史上曾有過古羅馬與秦漢文明交相輝映的黃金時代。從奧古斯都到凱撒，從漢武帝到衛青、霍去病，他們都有著天下一統的雄心。但是，走過 5000多年歷史長河，唯有中華文明延傳于世，這與“中國”誕生的歷史根基及其悠久的文化傳承分不開。

學者劉慶柱認為，中國的核心文化基因是“中”，“中”是東南西北的匯聚，“中”就是根。天下之中生成了“中國”這個概念。商武丁時期(公元前1250—公元前1192年)，“中”字的寫法是有一豎桿，上下各有兩條旗幟飄動，方口為立中之處，其字形為氏族的一種徽幟，表意“中心”。到了商武乙、文丁時期(公元前1147—公元前1102年)，內容涉及戰爭的甲骨上出現了“國”字——戈為兵器，口為土地，表示以武力保護土地。

經考證，“中國”兩字明顯傳承自殷墟的甲骨文體“中”和“國”。西周早期的青銅器上，其銘文中出現的“宅茲中國”，是目前文物上發現較早的“中國”二字。

此后，漢字“中國”一直傳承著中國人的共同價值。從文化史上看，至少在3000多年前開始，“中國”二字就被賦予“求中、擇中”的價值傳統。比如，夏商周三代都城以中岳嵩山地區為“天地之中”，隨著國家空間范圍擴大，以嵩山為中心的“大中原”范圍擴及魯西南、關中東部、晉南及河南大部。唐宋之前的各“大一統”王朝都城基本在長安與開封之間的東西軸線上。進入遼金元明清王朝，雖然國家經濟中心東移，但建立的都城仍居國家南北之“中”。

問：“昭君鏡”上的銘文“中國”兩字在東漢時已流行，那么史書里最早使用“中國”一詞是在什么時候？其內涵豐富發展的過程如何體現？

答：較早使用“中國”一詞的文學作品是《詩經·大雅·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經綏四國。”這句詩是規勸暴君周厲王，讓他先愛護京都人民，然后再以此安定天下。

至春秋戰國，“中國”的含義已擴展到包括各大小諸侯國在內的黃河中下游地區。“中國”也泛指諸夏或華夏族居住的地區，或建立的國家。漢代開始，人們常把中原王朝稱為“中國”，少數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也自稱“中國”。《史記·孝武本紀》記載：“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有意思的是，南北朝時期，南朝自稱“中國”，把北朝叫作“魏虜”；北朝也自稱“中國”，把南朝叫作“島夷”。遼與北宋，金與南宋，彼此都自稱“中國”。

問：“昭君鏡”之所以引發關注，其映照了什么樣的時代價值？

答：“昭君鏡”映照著一個天下一統的時代。漢武帝就明確將“中國”與大一統相聯系。《漢書·武帝紀第六》記載，公元前123年六月，漢武帝詔曰：“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中國”一詞在歷史上雖被廣泛使用，但歷代中原王朝從未用“中國”作為國號或朝代名稱。只有一個特例，那就是1095年，地處西南的大理國高升泰當政后，改國號為“大中國”，其制度、文字等都繼承了中原文化。

縱觀歷史，3000多年來，“中國”二字一直傳承著中華民族的共同價值。

從時間維度上看，中華5000多年文明史，不同朝代締造了大一統國家格局，使我們有了共同的歷史。

從地緣維度上看，“中國”已從中原的中國發展為中國的中國，使我們有了共同的家園。

從內容維度上看，中國人對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追求是一以貫之的，其本質就是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使我們有了共同的追求。

例如，經世濟民一直是中國獨有的傳統，也是中華文明獨有的文化基因。《尚書》記載了堯舜時代管理農業和手工業的官職，以及他們的主要任務，并提出為政之“善政、養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等主張。還有墨子的“民以食為天”，荀子的“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商鞅強調的“圣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于農”，賈誼的“以末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等理念，以及歷史文獻記載的商朝武丁盛世，西周成康之治，漢朝文景之治、武帝盛世、昭宣中興、光武中興、明章之治，南北朝元嘉之治，唐朝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宋朝嘉佑之治，明朝永宣盛世，清朝康乾盛世等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無不反映了執政者擔當經世濟民的角色。

而事實上，在每個重大歷史時刻，每個人，包括弱女子“王昭君們”，都在擔當著“中國”二字賦予的使命，為家、為國、為今天、為未來——我想，這應該是“昭君鏡”帶給我們的啟迪。

受訪者簡介：

翁淮南，中國國家博物館圖書資料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