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一頭連著中華民族的“大夢想”，一頭連著每個家庭、每個中國人的“小日子”。難在共同，也重在共同。

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從《周禮》“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到《禮記》“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幾千年來，中華民族始終保有對共同富裕的美好期盼。

那么，為何說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區別于西方現代化的顯著標志？回顧中華文明幾千年歷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理念中有著怎樣的歷史文化基因？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針對民族地區制定和實施了哪些重要舉措？近日，“道中華”就此話題專訪了溫鐵軍教授。

▲廣西壯族自治區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標打造鄉村振興新圖景。（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記者：為何說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區別于西方現代化的顯著標志？西方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為何一些國家會出現種族因素和階層因素相疊加形成的“貧困種族化”？

溫鐵軍：中國是超大型大陸國家，地理資源豐富，環境條件復雜，也是一個統一多民族國家。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這是物理層次上的。

在文化層次上，我們不是單一民族國家，也不是單一殖民地國家。在亞洲，單一民族國家是日本和韓國，還有個別的島嶼國家，它們都不具有“廣土巨族”的特征。

在西方，首先陷入貧困絕望的一類人群是原住民。無論是美國還是加拿大，原住民不僅受到滅絕，而且僅存的原住民人口也基本上是在保留地，保留地選擇的都是相對比較貧瘠的地區。比如美國的原住民印第安人，生活在亞利桑那的戈壁沙漠地帶，他們很難和殖民者分享現代化的成果條件。

第二大類人群是被當做奴隸，在黑三角貿易中大量販賣到這些殖民地的人口，他們的后代大多數也都處于貧困狀態。由于貧困，黑人與白人之間爆發了很多社會矛盾與沖突，從而導致國家的監獄里邊關押的主要是有色人種，特別是黑人人口。

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在立國前后，大大小小打了1000多場戰役，其中絕大部分是用于消滅原住民的。因此從西方國家，特別是在這個世界上占據霸主地位的引領國家來看，對所謂“人人平等”原則的強調，在事實上遮蔽了不同民族、不同種族、不同移民群體普遍存在的群體性差異。可以說，美國等西方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所造成的族群的壓迫剝奪，甚至種族滅絕，都是普遍存在的。

此外，在西方，因貧富差距過大而出現社會兩極分化和階層固化問題十分嚴重，有些國家社會發展停滯、撕裂甚至動蕩，整個經濟循環陷入一種低效率均衡。

因此，西方國家的現代化不是我們借鑒學習的榜樣。中國式現代化強調共同富裕，就是要跳出這種低效率的均衡，讓多數人群收入達到中等富裕水平，呈現紡錘型收入分配結構，普通百姓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代際社會流動渠道比較暢通。在這一狀態下，新消費、新經濟、新動能將異彩紛呈，生產、分配、流動、消費的內循環會更加順暢，經濟運行將更加有效、更具活力、更加健康。

▲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市桑珠孜區東嘎鄉6000余畝土豆喜獲豐收。2018年，在山東省青島市第八批援藏干部的支持下，東嘎鄉成立了專業合作社，將全鄉280戶1048名建檔立卡貧困群眾納入合作社，注冊了“東嘎土豆”商標推廣有機土豆種植，帶動群眾精準脫貧。（新華社發 張汝鋒 攝）

記者：回顧中華文明幾千年歷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理念中有著怎樣的歷史文化基因？

溫鐵軍：農作生存方式是中華民族進入文明的標志。北方9800年前馴化了野生粟，南方是1萬年前馴化了野生稻，大約就在1萬年這個時間段上，中國遠古先民開始使用簡單的工具來從事農作，從舊石器時代進入到了新石器時代，后來又逐步進步到青銅器和鐵器時代。

隨著生產工具的變化，人們不斷提高依靠農作來生存的能力。例如，就從對農作生產最重要的水利來說，當我們遭遇到降水不均等的困境時，水大的時候需要排澇，水小的時候需要引水，要完成這樣復雜的工作，一定不可能單打獨斗，而是需要群體協作，于是就逐漸形成群體的生存方式。

以這個群體的生存方式作為村落，就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在中國歷史上不斷傳承的內生性的文化：村落不能排除任何一個在村落生存的農戶；同理，農戶也不能排除任何一個生存在本家族的成員。這樣，村社以農戶為成員單位，農戶以家庭個體為成員單位，構成一個從村落到農戶再到個人的共存、共生、共享的緊密關系。

西方為什么不是這樣？一是因為西方的水利條件比我們要好很多。歐洲降水比較豐富，不像中國的三級臺階地理分布，降水是季節性的。

此外，西方（歐洲）國家地域相對狹窄，人們靠著自然狀態能夠生存，也就是說，完全可以靠個體、靠單家獨戶來維持基本生存，“共”的需求不明顯。也正是因為不一定必須共存共生，所以也不太強調共享。

再到后來，距今4000年前左右，世界上有一次大的氣候冷化，北方被冰雪覆蓋，生存在北方大草原上的游牧群體紛紛南下，其中有馬拉戰車的一支也就是雅利安人的南下，形成了今天的希臘。

西方人把希臘文明作為他們的早期文明，指的是雅利安人南下所形成的文明。這個民族不善農耕，而是善戰，他們將原來生活在希臘伯羅奔尼撒平原上90%的原住民變成奴隸，而自己則在沿海地區建立了城邦，在城邦內奴役著城堡外的原住民。

由此可以看出，與西方不同，基于中華文明形成的國家從來都不是戰爭型的，而是團結互助共生型的。

▲1963年，新疆吐魯番群眾在整修坎兒井渠道。（圖片來源：新華社）

記者：新中國成立以來，針對民族地區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舉措，取得了巨大成就。這些政策的制定都有著怎樣的歷史及現實因素的考慮？

溫鐵軍：“共同富裕”要求“一個民族也不能少”“一家人都要過上好日子”，保證不能有任何一個民族在現代化進程中掉隊。無論是已經堅持30多年的全國對口援藏援疆，還是創造了閩寧經驗的對口扶貧協作；無論是僅為幾十名大涼山深處彝族孩子專門鋪就上學路，還是為了7000余名云南怒江獨龍族群眾開辟獨龍江公路，都是中國民族政策的成功實踐。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獨龍江畔的村莊。（新華網發 趙普凡 攝）

1935年，中國人文地理學家胡煥庸畫出了一條起自東北黑河到西南騰沖的分界線，被學界稱為“胡煥庸線”。

以“胡煥庸線”為分界線，東南區域成為水系灌溉廣泛的發達農業地區，交通、城鎮顯著發展，紡織、瓷器等生產行業日益興盛，孕育和滋養了大量的人口。而西北地區則因干旱導致的土地荒漠化現象日益嚴重，交通閉塞、城鎮稀疏，農業廣種薄收、牧業靠天吃飯，人口發展緩慢。

中原王朝在西北地區的屯田式農業開發，對西北區域經濟發展影響有限。少數民族的傳統社會大都處于封閉狀態，大量的自然資源沒有能力去開發利用。因此，東南區域與西北區域的發展落差日益顯著，這種局面直到中國步入現代歷史的門檻仍未改變。

如何破解“胡煥庸線”難題，也是新中國自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努力解決的問題。

“廣土巨族”的中國，要研究如何打破這個規律，必須統籌規劃，發揮“舉國體制”的優勢，讓中西部老百姓不用離鄉離土、取道東南，而是要在自己的家門口分享現代化，使自己的家園實現現代化。

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家對西部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初步奠定了各民族互相幫助、合作發展的區域經濟條件。在國家制定第一個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中，就專門確定了指導民族地區的實施意見，提出了以農業、牧業、貿易、交通為重點的發展目標。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支援和幫助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也進入一個新階段。比如，1977年國家設立邊境建設事業補助費，1979年召開全國邊防工作會議提出東部相對發達的省市“對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區的政策。這些政策措施體現了從民族地區實際出發的科學態度，目的就是縮小地區之間、民族之間的發展差距，實現各民族共同富裕。

▲1996年，福建省與寧夏回族自治區建立起對口協作關系，中國東西部扶貧協作的“閩寧模式”由此打開，成為東西部扶貧協作和對口支援的典范。（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尤其是，1999年由國家民委、財政部等部門倡議發起的邊境地區建設工程，編制的《全國興邊富民行動規劃綱要》，以及同一時間啟動的《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發展規劃》，其宗旨都是通過特別的政策，以“一線”興邊、“點狀”扶持的發展規劃，使各民族人民盡快脫貧致富。

十八大以來，通過精準扶貧，我們更是創造了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我國歷史性告別絕對貧困。無論是雪域高原、戈壁沙漠，還是懸崖絕壁、大石山區，脫貧攻堅的陽光照耀到了每一個角落。我們兌現了“一個民族都不能少”的莊嚴承諾，全國各族人民一道邁入了小康社會，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

▲廣西沿邊公路全長725公里，是廣西2000年-2002年實施的第一次邊境建設大會戰的標志性工程。圖為提級改造后的沿邊公路G219東興至那坡馬鞍坳段。（圖片來源：廣西壯族自治區交通運輸廳）

▲2019年12月，廣西陸地邊境口岸和抵邊村寨實現4G網絡全覆蓋。圖為那坡縣百南鄉邊民用手機自拍，感受科技發展帶來的美好生活。（新華網發 李永鋒 攝）

記者：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發展是解決民族地區各種問題的總鑰匙。今天，我們應該走怎樣的發展道路？

溫鐵軍：對于一個統一多民族國家而言，或者說對中華民族這個多元一體的大家庭來說，消除貧困、共同富裕就是維護統一、鞏固一體的基石，因地制宜、差別扶持則是實現統一、凝聚一體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和過程。

今天，我們談“共同富裕”，是更高層次的發展要求。與西方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實現工業化，在資本控制下進行資源掠奪的發展不同，我們的經濟發展要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結合起來，要與民族地區地理資源、氣候條件、資源稟賦等現實條件結合起來。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圖壁縣石梯子鄉天山花海景區，農民在花海中除草。該縣將花卉產業與旅游相融合，為當地農牧民的增收致富拓寬了渠道，有效推動了當地經濟發展。（光明網發 陶維明 攝）

同時，也與西方現代化過程中一度出現嚴重的“重物質、輕精神”的傾向和“重個人、輕集體”的傾向不同，我們的發展不以金錢為絕對導向，而是要求在實現“物的全面豐富”的同時，更要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更加重視人文精神對社會的化育凝聚作用。

受訪者簡介：

溫鐵軍，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執行院長、暨南大學鄉村振興研究院首席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