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世界正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全球貧富差距正歷史性地擴大。在此背景下,中國可通過南南合作發揮更大作用,推動實現全球共同繁榮:在多邊層面繼續團結全球南方國家,使減貧與發展議題重歸國際議程的核心;在雙邊層面擴大并深化南南合作,利用自身優勢打造共同富裕示范項目;在知識層面助力構建符合后發國家實際的理論體系,增強發展中國家自主能力。
世界正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新冠疫情延宕的負面影響仍未消散,甚至逐步顯現,全球貧富差距歷史性地擴大便是其中之一。瑞信近期發布的《2022年全球財富報告》顯示,總的全球財富雖然在2021年增長了12.7%,創下其有記錄以來最大增幅,但相比之下,最富有的1%的全球財富占比連續兩年上升,從2019年的43.9%增至2021年的45.6%。財富超過5000萬美元的“超高凈值人群”的數量增加了4.6萬人。與此同時,今年面臨極端貧困的人數至少增加了7500萬人。
世界銀行最新的《貧困與共享繁榮報告》指出,2020年暴發的新冠疫情造成了1990年以來全球減貧事業的最大挫折,疫情給貧困群體造成的傷害最大:收入最低的40%人口承受的收入損失平均為4%,是最富裕的20%人口的兩倍。結果就是全球不平等狀況出現了數十年來的首次上升。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發布的《2022年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報告,自2020年起,全球受饑餓影響的人數大幅增加。2021年較上年增加約4600萬人,自2019年以來累計增加了1.5億人。貧富差距拉大對非洲和亞洲特定地區,以及低收入者、女性、兒童等本已處于弱勢的群體造成了更為嚴重的傷害。如果不能扭轉此趨勢,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將面臨更大障礙。
事實上,不僅是新冠疫情,在自由主義世界經濟秩序下,外部沖擊通常都會對脆弱人群和欠發達國家造成不成比例的負面影響,從而拉大貧富差距。正如在當前的烏克蘭危機的溢出效應中,糧食危機主要威脅的也是脆弱人群和欠發達國家,進一步惡化了全球貧富不平等。目前,全球發展治理仍存在嚴重赤字,外部沖擊造成貧富分化的全球市場失靈現象亟需得到處理,以在全球和各國層面實現更具韌性和更加均衡的發展。為做到這一點,中國可以并且應該通過南南合作發揮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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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多邊層面,中國繼續團結全球南方國家使減貧與發展議題重歸國際議程的核心。新冠疫情和地緣沖突使一些發展中國家在民生領域面臨更大困難,發達國家也有很多人陷入生活困境。更令人擔憂的是,少數國家為了維護自身經濟優勢和技術壟斷地位,將發展問題邊緣化、武器化。甚至罔顧廣大發展中國家發展階段,欲將自身意志和標準推行為各國均需遵守的普遍規則,實際上為后發國家制造了發展壁壘,進一步拉大南北鴻溝。
面對全球發展資源的巨大缺口,中國提出全球發展倡議,攜手構建全球發展命運共同體,并于今年9月舉辦了“全球發展倡議之友小組”部長級會議,進一步凝聚了全球發展共識。一方面,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一道,在聯合國、世界銀行、G20等多邊框架下強化政策協調,攜手應對全球貧困問題。中國是對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國家,是G20“暫緩最貧困國家債務償付倡議”中緩債金額最多的國家,還是聯合國糧農組織南南合作框架下資金援助最多、派出專家最多、開展項目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中國始終堅持在多邊機制中為發展中國家仗義執言,致力于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治理體系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鼓勵北方國家與南方國家相向而行,加強優勢互補,敦促發達國家切實承擔責任,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發展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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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雙邊層面,中國擴大并深化南南合作,利用自身優勢打造共同富裕示范項目。對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新冠疫情下發達國家大幅降低了對國際發展合作的貢獻。除少數國家外,絕大多數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成員國的官方發展援助都呈明顯下降態勢。與此同時,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則繼續承擔與自身發展階段和實際能力相適應的國際責任,在加大投入的同時積極推動國際發展合作提質升級。
中國既是國際發展合作的受益者,同時也愈發積極主動地成為國際發展合作的貢獻者。中國在今年6月召開了“全球發展高層對話會”,并承諾創設“全球發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為加速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注入了強勁動力。
中國在南南合作中著力強調高標準、惠民生、可持續目標,注重打造清潔能源、數字經濟、智慧城市等合作新亮點,將“小而美”的民生工程作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優先事項;推動“交鑰匙”工程向“投建營一體化”轉型,推動互聯互通更好地服務產業升級,從而刺激經濟增長。未來中國可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道,更好地利用亞投行、絲路基金、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發展性金融工具,加強國際發展合作,實施民生工程,開展減貧示范,帶動增收致富,關注特殊群體,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減少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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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知識層面,中國應助力構建符合后發國家,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國情的發展經濟學理論體系,提升國際發展合作有效性,增強發展中國家自主發展能力。事實上,只需全球GDP的極少一部分就能使世界擺脫極端貧困,當務之急在于提升減貧工作的有效性。發達國家對其發展援助的評價,大多體現的是援助提供方的立場,而受援國的視角和話語是缺失的。傳統的發展知識所堅持的援助者和被援助者二分的單向邏輯,客觀上固化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不平等關系,甚至形成了某種意義上的“知識霸權”。
在新冠疫情陰霾下,中國仍提前10年實現了《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的減貧目標。今年以來,中國成立“全球發展促進中心”,發布《全球發展報告》,并宣布將建立“全球發展知識網絡”。為彌合南北發展鴻溝,國際發展資金和國際經貿規則需要更加符合發展中國家的現實情況,更多惠及貧困人口和最不發達國家。中國有能力也有責任為解決全球性貧困貢獻知識、理論和方案,使發達國家更多地尊重發展中國家對適合自身發展道路的探索,通過更為有效的技術轉移和知識分享,推動實現全球共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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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英文版標題為 "Cutting the cake fairer"
責編 | 宋平 欒瑞英
編輯 | 張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