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美國面臨多重內部挑戰，其通貨膨脹達到40年來的最高水平，社會分裂也不斷加劇。究其根源，美國長期不能正視內部問題，片面強調“外來威脅”，導致弊病越積越深。

美國國內困境固然與外生性危機有關，但更主要是由自身社會經濟矛盾積累所致。由于缺乏社會和黨派間的共識，美國難以針對這些“慢性病”推動系統性改革。美國在應對短期危機時行動力較強，但僅有應急之策，缺乏長期規劃，可能帶來滯后的負面影響。

例如，美國在2020-2021年將財政赤字占GDP比重擴大至10%以上，同時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這些為應對疫情采取的紓困措施共同導致了2022年的高通貨膨脹。而在一些社會治理問題，例如新冠疫情防控上，美國政府受困于民意分裂，難以制定統一有效的政策。在改革停滯不前的情況下，持續發酵的社會經濟問題又加劇了社會分裂和社會焦慮，助長民粹運動和反智主義，加大社會治理難度，形成惡性循環。

美國政學界人士指出，要打破改革受阻與社會分裂的怪圈，美國須尋求社會共識，而建立共識的基礎是傾聽社會訴求、切實改善民生。2020年9月，卡內基基金會發布《使美國外交政策更好地為中產階級服務》報告，建議正在競選總統的拜登以外交為抓手，團結國內社會。報告認為，美國政府長期執著于“維護美國主導地位”“新冷戰”等對抗思想，而不是設法解決關乎民眾切身利益的國內問題，長此以往當然無法團結社會。相比向外轉移矛盾，該報告強調，應通過建設性的國際合作帶動國內改革，進而提升美國的長期經濟競爭力。

然而自2021年以來，美國事實上走上了“新冷戰”的老路，變本加厲地推動大國對抗。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國的精英們雖已意識到美國的癥結在國內，卻仍執迷于大國對抗?？▋然鶊蟾娼ㄗh美國與“價值觀相同”的盟友展開合作，但忽視了與其他國家的平等對話。

此外，為推動國內改革計劃，以及推銷“重建更好世界”等國際合作方案，美國政客也慣于公開炒作所謂的“中國威脅”，抹黑中國發起的國際合作倡議。盡管多位美國高官均表示不謀求“新冷戰”，但“價值觀外交”仍導致中美博弈激化，對于解決美國內部問題更是有害無益。

美國咄咄逼人的對外政策引發了一場全球性危機，轉而加劇了其自身的國內困境。例如，美國發動的對華貿易戰、經濟制裁、技術禁運等都破壞了全球供應鏈，供應不足又推高了美國通貨膨脹；再如，美國執意將新冠疫情等問題政治化，導致大國間難以展開政策協調，全球治理舉步維艱。

通貨膨脹和能源危機也對拜登政府的最大國內政績——總投資額1.2萬億美元的兩黨基礎設施建設法案產生負面影響。截至今年6月，美國建筑業成本相較一年前上升8.6%，各州基建招標已出現最高超出預算30%的高價，這意味著拜登的基建計劃將大幅縮水。

美國的“自由主義鷹派”沉湎于冷戰后美國的單極霸權，認為美國可以通過組建“價值觀同盟”，將中、俄等國排除在國際體系之外，單方面制定國際規則，解決全球性挑戰，并創造有利于中長期內政改革的外部環境。

但當今的國際秩序是高度聯結的多極化格局，大國對話與合作對于新冠疫情、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的治理發揮著關鍵作用，對于美國經濟正常運行也不可或缺。相反，失控的大國對抗則會帶來負面連鎖反應，沖擊全球政治經濟體系，即使“高懸海外”的美國也無法獨善其身。

美國的“價值觀外交”并未在分裂的美國社會促成任何共識，卻在華盛頓的決策小圈子里制造了“反華共識”，阻礙了美國政府通過對華合作解決內外問題。例如，特朗普時期對華加征的關稅至今仍導致美國企業和消費者每年增加510億美元的支出，美國政府卻遲遲不愿在關稅問題上“示弱”。

飽受危機困擾的美國政府近期在中美關系上軟化立場，例如國務卿布林肯在中美外長會面時提出“六不”承諾，就中美對話發出積極信號。但是，一些美國政客仍固守“冷戰思維”，意圖通過對華“極限施壓”獲得談判優勢，在臺海等熱點議題上反復試探，這對解決美國內部問題有百害而無一利。美方必須從近期危機吸取教訓，意識到中美對抗不是施政的有效抓手，只有改變 “冷戰思維”，通過大國對話與合作才能取得發展。

責編 | 宋平 辛欣 編輯 | 張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