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的中國，將以富于遠見的發展理念和卓越的治理能力，繼續成為人類發展前路的引擎”——以“報道真實中國”為己任的英國記者安德魯·穆迪，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他的“中國筆記”中寫下充滿激情的最后一頁。

這篇題為《新時代的潛力》的署名文章，7月1日在《中國日報》“建黨百年專刊”上刊發。此前4天，穆迪與漸凍癥搏斗了三年后，在北京家中溘然長逝，享年60歲。

“新時代的斯諾”

有近40年新聞職業生涯的穆迪在他的日記中表達過一個心愿：寫一本關于“新時代中國”的書。

“盡管穆迪沒來得及寫出《紅星照耀中國》這樣的著作，但他的新聞作品內容之豐富、世界影響之廣，完全可以集結成好幾大本書。”與穆迪相識多年的全球化智庫（CCG）理事長王輝耀說。

同以《紅星照耀中國》著稱于世，向世界講述上世紀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一樣，穆迪也是在中國工作了13年，也目睹和記錄了一段非同尋常的時代風云。從2008年夏，他受邀來京，擔任中國日報社承辦的北京奧運會官方英文會刊《奧運日報》特約編輯，到2021年6月27日逝世，穆迪一直在中國日報工作。

作為中國日報外籍記者，穆迪一共發表了700多篇封面報道和評論，總計100多萬字。從2019年為《中國日報》“慶祝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專刊”撰寫題為《新時代，共未來》的封面文章，到今年建黨百年專刊上的新聞分析——《新時代的潛力》，“新時代中國”是穆迪近年寫作的主題。

特別是2017年以來，他撰寫了近百篇文章，面向海外受眾深入闡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2017年10月18日在人民大會堂現場聆聽了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后，穆迪隨即寫下專欄文章——《中共十九大震撼世界》：“新的歷史正在形成，中國正在進入對自身國際地位和狀態更加自信的新時代！”

《“人類命運共同體”贏得廣泛贊譽》《發展中國家將廣泛受益于“一帶一路”建設》《中國被視為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關鍵成員》……《中國日報》數據庫顯示，穆迪的作品涉及新時代中國發展理論與實踐、內政和外交的方方面面。2019年，穆迪獲得中國政府為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作出杰出貢獻的外國友人設立的“中國政府友誼獎”，他的突出貢獻被定義為“核心思想國際表達的領軍者”。

2018年初，在中國日報舉辦的第一期“新時代大講堂”上，穆迪發表了題為《世界視野中的“中國新時代”》的演講。今年6月20日，中國日報在嘉興舉辦的以“從紅船走來——代表歷史前進方向的人民政黨”為主題的第20期“新時代大講堂”上宣布，成立“新時代斯諾工作室”，穆迪成為工作室核心創始成員。

“穆迪和斯諾，都是以客觀報道，向世界展現真實的中國和中國人民。”中國日報社總編輯周樹春說，“穆迪的筆下，聚焦的是‘新時代的中國’，而他自己成為了一位‘新時代的斯諾’。”

“一個巨大的損失”

“對努力推動中國和世界間對話的人來說，穆迪的離去，是一個巨大的損失，”英國倫敦國王學院中國研究院院長克里·布朗得知穆迪逝世感嘆道。“穆迪善于用英語把中國理念、中國道路清晰、準確地表達出來，幫助外國讀者更好地理解中國。”

“中國政府友誼獎”關于穆迪的另一句評語是：“‘聯接中外溝通世界’的推動者”。據不完全統計，穆迪采訪過150余位中國問題的世界頂尖學者，同其中很多人結下深厚的友誼。“整個世界范圍內，在中國問題上有發言權、話語權的專家學者，穆迪無一不曉。”穆迪30多年的摯友、中國日報資深外籍編輯拉維·善卡，稱穆迪是“中國問題專家”的專家。

穆迪的百萬字作品很多作為中國日報《中國觀察報》的特稿，隨美國《華盛頓郵報》、英國《每日電訊報》、法國《費加羅報》等世界主流媒體刊發。他的很多文章被全球媒體廣泛轉載。去年2月，他就新冠肺炎疫情獨家采訪諾貝爾獎得主、美國斯坦福大學結構生物學教授邁爾克·萊維特，萊維特的研究當時即表明，中國正在“贏得抗擊疫情之戰”。這篇報道被國際主流媒體轉引172頻次。英國《每日郵報》據此報道，“萊維特博士對中國日報說，他認為病毒擴散在中國已經‘達峰’”。

在另一位英國學者，劍橋大學前高級研究員馬丁·雅克的眼中，穆迪是一個對中國有著“深刻理解”的“中國故事”講述者。二人的相識差不多始于穆迪來華工作之初，雅克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從開始“不是非常了解”到后來“理解越來越深”，穆迪對中國的認識逐漸達到一個很高的水平。

穆迪的很多作品還被世界著名學者在其著作和論文中轉引，其中包括德國波恩大學國際關系教授梅飛虎（Maximilian Mayer）在《重新思考絲綢之路：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和新興的歐亞關系》一書中的引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政治經濟教授德博拉·布勞蒂加姆在《非洲將養活中國嗎？》一書中，直接采用了穆迪在非洲的現場采訪。

英國牛津大學全球史教授彼得·弗蘭科潘在他的暢銷書《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再版時使用了穆迪對他專訪時的評價作為推薦語。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當代中國研究學者拉納·米特的著作《中國與日本之戰：1937-45——為了生存的斗爭》也采用了穆迪的評析。

善卡說，“他對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政策完全沒有偏見，并非常堅定地捍衛這些政策。”穆迪的另一位摯友、英國出版人尼克·賈斯潘認為，穆迪起初也有過一些疑惑，中國的減貧成就是讓穆迪對中國看法發生根本轉變的“決定性因素”。

穆迪去世后，同事和朋友們在他北京的家里整理出177本關于中國的書。與穆迪共事多年的現任中國日報美國分社副總編輯蘇強說，為了讀懂中國，穆迪閱讀了習近平總書記的很多著述，總是第一時間學習最新講話，特別是深入研讀了《擺脫貧困》一書。

“穆迪對中國的認識過程告訴我們，一個有良知和理性的西方人士，只要能夠親身感知現實的中國，就能客觀地了解真實的中國，放棄可能的傲慢與偏見，形成對中國的正確認知”，王輝耀作了這樣的解讀。他“希望西方政界和知識界，像穆迪這樣的人會多起來”。雅克則意味深長地將穆迪“發現中國”的認識過程解釋為“反映整個時代變革的一種跡象”。

“燃燒生命”

患病后，穆迪一直極力向報社同事隱瞞病情。疾病讓他不安，但他最恐懼的是無法繼續工作。

穆迪的主治醫生、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神經內科醫生王麗平說，穆迪總是“特別自豪地”告訴她，他無比熱愛在中國的這份工作，他“生活的全部意義就是工作”，如果不能工作了，“活著也就沒有意義了”，他“不能不工作”。

“漸凍癥患者肌肉萎縮、力量下降，體能消耗大，胳膊要抬到正常人的高度，如同綁了10公斤的沙袋，”王麗平醫生說。但患病后，穆迪從未停止工作。三年來，他正是以“綁著10公斤沙袋”的手臂，撰寫和發表了132篇稿件。

穆迪的敬業精神和專業水平在報社有口皆碑。他三次被評為中國日報社年度優秀外籍員工，是外籍員工中獲獎次數最多的。編委會同志說，穆迪是“全體采編人員的榜樣”。報社同事都知道，為了確保內容扎實，寫一篇1500字的報道，他從來都是采訪8位以上權威人士，而對一個人的采訪往往要花一小時。采訪境外人士的國際長途費他都是自掏腰包。為提高工作效率，他還自己花錢請在英國的速記員遠程抄錄采訪錄音。報社人手緊時，他自己出錢請攝影師協助完成。每次回英國休假，他都帶回多篇采訪稿。

正式確診在2018年4月，但直到兩年后，穆迪才將實情告訴同事和朋友。在此之前，他一直稱自己有“頸椎病”。2020年初新冠疫情發生后，遠程辦公為他遮掩病情提供了便利，也讓他更加專心致志地寫下一系列重頭文章：《各國期待中國帶領世界走出衰退陰影》《中國對全球復蘇至關重要》《“中國制造”不可能被輕易取代》《中國向創新發展大步前行》……

據長期照顧他的家政劉阿姨回憶，穆迪的生活起居每況日下，工作起來更是越來越吃力。隨著手指功能持續退化，從原來十指觸鍵打字，到后來用兩個食指指尖，再到最后只能用兩個拇指關節擊打鍵盤。但每次客人來訪，他都讓劉阿姨先幫他“梳妝打扮一番”，既是體現對客人的尊重，也是為了不讓人看出他的病況。回想起來，穆迪在報社的另一位外籍朋友約翰·尼克爾森說，“他最后的日子一定很痛苦，但他總是說‘我沒問題’。”

2018年7月，他也正是這樣不露聲色地同大家一起飛往南非約翰內斯堡，參加配合“金磚峰會”的“新時代大講堂”。他克服轉機和時差勞頓，以飽滿的精神作了一場熱情洋溢的演講：“習近平主席的全球化思想，超越了貿易和經濟范疇，奠定了中非關系、中國與金磚國家合作的思想根基。中國與非洲、與其他金磚國家等新興經濟體加強合作，將會讓世界更美好。”

王醫生一直告誡穆迪，作為漸凍癥患者，一是“不能保持高強度工作”，二是“堅持高熱量飲食”，但他做的“正好相反”。王醫生知道，穆迪一直十分投入地工作著，因為“他經常給我看他新發表的文章”。同時，為了少麻煩別人，穆迪吃得很少。2019年參加“友誼獎”頒獎儀式和國慶觀禮期間，據他在賓館里寫下的日記：“手越來越不聽使喚，公共場合還是盡量少吃東西……早飯只吃了兩個香蕉。”

這時，穆迪的手指已經不能做比較精細的動作了。他不打擾活動主辦方，請多年好友葉燕女士寫了一堆中文字條，上面寫著“系領帶”、“扣衣扣”等提示，他在出發前分別出示給賓館服務員，幫助他著裝整齊地出現在觀禮現場。

穆迪一生保持著記日記的習慣。32開本、不同顏色的MOLESKINE筆記本，每天一頁、一年一本，記錄著當日生活、工作和讀書心得。在中國13年，他寫了13本日記。翻閱他后期的日記，看到字跡不斷變化，連筆字漸漸消失，變為一筆一劃的單個字母，再后來就成了鋸齒狀的筆畫。

王醫生說，“穆迪不斷地問我，如果他的身體變得像霍金一樣，會不會影響他的大腦。我說不會，所以我們是把心思都用在保證他能正常思維和寫作上。”他們還討論過未來使用語音甚至眼球控制裝置的可能性，以確保他能繼續工作。

報社得知他的病情后，為他接受治療創造最好條件，并要求他“少工作多休息”。但在生命的最后幾個月，他不顧同事們的勸說，仍獨立完成7篇深度重點報道，繼續深入探討中國和世界的未來。尼克爾森說，穆迪為他無法放棄的寫作工作付出了巨大犧牲，王醫生將此形容為“生命的燃燒”。

“他從心底愛著這個國家”

最后一次見報社的一位同事，他借給這位青年朋友一本講述外國人在中國工作并取得成就的書，說這是“他最喜歡的小說”。

來中國前，穆迪不僅是一位資深媒體人，而且也早已實現了“財務自由”。作為英國考文垂大學經濟系的優秀畢業生，穆迪長期從事政治經濟領域的新聞報道，也是《觀察家報》《每日快報》《星期日郵報》等多家媒體的專欄作家。得知他在英國有十多處不動產，有同事同穆迪開玩笑：“我要有你那么多房子，就天天在海邊曬太陽了。”

從在英國時的一個保守黨人，到最后被中國同事稱為“不是共產黨員的共產黨人”，穆迪一路走來，同中國結下了深深的不解之緣。“在中國工作給了哥哥同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的難得機會，也使他了解到中國真正的樣子。”穆迪在英國的妹妹杰恩說，“他發自內心地愛著這個國家”。王醫生回憶，穆迪曾對她說，雖然他不是中國公民，但他已經“完全徹底地屬于這個國家”。

從穆迪的日記和撰寫的文章中，可以粗略梳理出他認知中國的心路歷程。15歲那年，穆迪在電視上看到關于中國總理周恩來逝世的新聞報道，內心產生一種“莫名的巨大震撼”。他曾寫道，那次心靈震動可能預示著日后他將同中國建立起一種深厚的情感。后來，他在英國《經濟學人》周刊上讀到一篇關于中國改革開放的報道，留下深刻印象。1997年，他作為一家英國報紙的特約記者到香港報道“香港回歸”，之后訪問了深圳和廣州，被中國“日新月異的發展所深深吸引”。

2008年8月，短期參與北京奧運會英文會刊編輯工作期間，穆迪第一次參觀了故宮，對“故宮的壯觀”感嘆不已。他在一則日記中說，就在那一刻，他決定要留下來，在中國工作，稱這將是決定他后半生的一個重大決定。此后13年，穆迪走遍中國絕大多數省區市和香港、澳門特區。

2019年，穆迪為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文明的醒獅》一書撰寫的文章，題目是《重回世界舞臺中心》，文中寫道：“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許多中國城市的街道上，有一種在如今的西方國家所看不到的活力。”

葉燕說，穆迪始終保持著“英國紳士”的“古板”：出門西裝領帶，襯衫都在三里屯一家服裝店定制，午飯總是去賽百味吃金槍魚三明治，周末與朋友聚餐總去同一家店、坐在同一個座位，點同樣的菜——蝦球西蘭花、干煸豆角、餃子和米飯；但他對中國的一切，特別是中國文化，總是抱著極大的興趣和強烈的好奇心，包括學說各地方言。一次在蘇州，采訪結束后，接下去要趕火車去上海，他放棄午餐，堅持去看拙政園、聽評彈。還有一次在成都采訪，一向不茍言笑的穆迪跟著中國大媽學跳起廣場舞。他的閑暇時光都用在參觀博物館和各種展覽。

朋友和同事都說穆迪“人緣好”。一個與穆迪工位相鄰共事8年的報社同事說，“即使在超級忙碌的時候，他也從來都是有求必應，先是耐心地把你的問題記在本子上，然后給出詳盡的答復。”有同事結婚，他也會準備一個“紅包”。出國回來，每次都帶糖果分給大家。過去13年一直為穆迪做家政的劉阿姨說，“他生活上特別節儉，用的手機是一種早就被我淘汰了的老型號，電腦也是早該換代的那種，但他對別人很慷慨。”穆迪付給劉阿姨的薪酬大大高于市場價格。

尼克爾森說，走在大街上，穆迪經常會憤憤不平地發問：“我真不明白那些人為什么總是污蔑中國。他們根本不了解真實的中國。你看，這里的老百姓都是多么快樂！”。善卡也說：穆迪常常講，“中國的體制很靈”，言外之意是同西方“糟糕的民主”形成鮮明對比。

去商場購物也能引發他關于中國的一番感慨。一次從超市買東西回來，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確實覺得中國社會的文明程度，比西方某些國家要高。在這兒，人們不會無緣無故地受到攻擊，沒有毒品問題，街上看不到酒鬼，這里沒有真正的底層階級。”

“堅定挺華”是穆迪寫作的主調。針對關于中國的各種誤解特別是詆毀，他總會在臉書和推特上據理力爭。2020年夏，看到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松圖書館發表演講攻擊中國，他隨即撰文予以反駁，在日記中記載道：“我從幾個方面進行了反擊”，“他試圖把中國共產黨同中國人民割裂開來，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同年10月21日的日記，記錄了他同一位有著35年交情的好友的“激烈爭吵”，因為這位從未踏足中國大陸的朋友“無知地對中國大放厥詞”。

“一個英國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向世界報道真實的中國，最后在這里去世。這是一種國際主義精神，穆迪的故事十分感人。”王輝耀說，這讓他想起在中國家喻戶曉的白求恩大夫。

穆迪同中國的故事，讓他遠在英國的親人也非常驕傲和自豪。在家鄉舉行的葬禮上，穆迪在慶祝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大會觀禮現場的留影，是追思會的視覺主照片。

“這里就是家”

一向高產出、高效率的穆迪，卻用了從2021年2月到4月，近三個月的時間，才寫完一封給他妹妹的2500字郵件。

在此之前，穆迪從未向在倫敦的親人提及自己患病的情況。除了不想讓家人擔心，一個重要原因是想留在中國工作。他知道，一旦告訴家人，他們也會像中國同事和朋友一樣，勸他回家，把治病療養作為首要，但這是他不能接受也不想面對的。

經同事敦促發出這封坦白病情的郵件后，穆迪叮囑妹妹：“先不要告訴‘孩子們’。”這是兄妹二人之間對他們耄耋之年的父母的稱呼。

他生命最后的時光，是和中國朋友、同事們一起度過的。但每次同事來訪，他從不談病情，照例嚴肅地談問題、講稿子，有時是同時喝著咖啡，吃意大利面。

今年春節前，報社總編輯周樹春去看望穆迪，兩人都是音樂愛好者，除了探討怎樣進一步提高中國日報作為國際大報的深度報道質量，讓外界更好地認識中國，特別是如何培養一批像他一樣的專家型年輕寫手；還興趣盎然地談論起古典音樂，并相約到天氣暖和時，一起去國家大劇院聽音樂會。“他信守了諾言，但我沒有機會兌現自己的承諾了。”周樹春說。

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寫到他“離開蘇區”時的心情，說：“心里感到很難過，覺得我不是回家，而是在離家”。

去世前3個月，同事問穆迪打算什么時候回英國時，他堅定地說：“這里就是家”。

去世前3周，穆迪堅持同中國日報社續簽了工作合約。同事和朋友們追憶認為，在生命的最后時刻，穆迪的內心感受同斯諾離開蘇區時的心情一樣。同中國日報的續約，實際是象征著他的“中國情緣”的延續。

穆迪逝世后，同事們整理他收藏的圖書等遺物，特別是他十多年來寫下的報道、專欄、日記，對這位外國同行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也更加懷念這位偉大的國際主義新聞工作者，這位知華、愛華、友華、護華的英國朋友。基于穆迪留下的各類文字，大家正在抓緊編輯一部書稿，書名就是：《穆迪筆記：一位外籍記者眼中的新時代中國》。

（傅瑊瑊、楊芳、陳穎群、邢宇參與采寫）

（鐘葆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