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至1920年，西班牙流感導致5000萬人死亡，感染了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知的第一例西班牙流感病例發生在美國堪薩斯州的萊利堡軍事基地。人們認為，美國軍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參戰，把這種疾病帶到了歐洲。因為（美國）戰時審查阻止報紙報道病毒在他們自己的國家的傳播狀況，所以他們寫的故事都是關于流感如何肆虐西班牙。這也就是西班牙流感這一名字的起源。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從來沒有說過關于流感的一個字,也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限制它的傳播。美國應該向世界各地的受害者支付賠款嗎?

最近幾周，許多美國政客和評論員聲稱，中國在某種程度上應賠償COVID-19病毒在其他國家造成的損害。我曾猶豫過要不要寫這篇文章，因為我擔心這會讓一個荒謬的想法合法化，而這個荒謬的想法不應該成為美國政府的實際政策。但是，我認為有必要認識到，這種觀念違反了所有的歷史規則，將是對法治的嘲弄，并將摧毀美國金融體系的信譽。這種觀念也忽視了領導者在危機時刻決策應遵守的基本信條。

密蘇里州已向美國聯邦法院提起訴訟，指控中國在阻止病毒傳播方面做得不夠。乍一看，這似乎很嚴重，但任何人都可以在美國提起任何形式的訴訟。由于美國法律一般不允許針對主權國家提起訴訟，此案極有可能被擱置。我相信這只是一個宣傳噱頭。

一些作家和政客甚至建議，美國政府應該沒收中國在美國的資產，以支付與病毒相關的費用。這種想法基本上只是空談，基本上不可能成為法律。但即便是談論這些想法，也對美國金融和法律機構的可靠性提出了重大質疑。

美國法律里所謂的“長臂管轄權”把金融體系當作外交政策的工具，這已在威脅美國金融機構的合法性、透支其他國家的人對美國金融機構的信任。有關扣押中國資產的討論，即便是嚴肅的討論，也將成為壓死他們的最后一根稻草。誰會再把資產投入美國的銀行、企業或政府債券?

中國通過購買美國國債向美國提供了超過1萬億美元的貸款。有人真的相信美國政府決定不償還這些債務是合法的、道德的嗎？50年來，美國政府越來越多地通過借債來償還債務，其中大部分來自其他國家。任何事，哪怕只是暗示不履行這些義務，都可以讓美國政府破產。

許多美式足球的球迷都是“坐在椅子上的四分衛”，他們坐在椅子上看電視，批評球員，作“事后諸葛”。(四分衛是決定球隊每場比賽采用的戰術的球員。)

許多美國媒體和政客都是最差勁的“坐在椅子上的四分衛”。他們基于四月份才得到的信息，來批評1月份做出的決定。其中一些攻擊是完全錯誤的，或者沒有任何證據，但是許多攻擊是故意的、惡意的、有政治動機的。

當然，紙上談兵的四分衛們充當“事后諸葛”，聲稱一些決定本應更早做出。這是一個愚蠢的觀點——如果我們能看到未來，我們都會做出更好的決定。但是沒有人能看到未來。

據CGTN報道，中國著名的呼吸系統專家和流行病學家鐘南山在《胸部疾病雜志》上發表的一項研究中得出結論，如果中國政府對武漢的隔離晚5天，那么疫情將會增加三倍。他還表示，如果早5天采取行動，疫情規模就會縮小。但是，這項研究是基于三月份的信息，而不是一月份的。任何地方的任何政府，根據1月中旬的情況，都很難做出封閉一個經濟體的決定。

事后諸葛易做，實時決策難出。這一理論也是我們稍稍了解了當官員們面臨災難性強但不確定性高的事件時，他們所面臨的困境。歷史學家和核戰略家羅伯塔·沃斯泰特（Roberta Wohlstetter）在1962年出版的關于1941年12月7日日本對美國太平洋艦隊的突襲的書《珍珠港：預警與決策》（Pearl Harbor: Warning and Decision）中，引入了“對模糊的警告做出反應的成本”的概念。她發現，當然，有很多警告信號表明，日本可能在12月7日上午發動攻擊。但是，在之前的幾年里，很多天都有很多警告信號。

襲擊發生后，我們有可能回去找到一些警告信號，這些信號可能給了領導人拯救船只所需的信息。領導人被指責沒有注意到這些信息或沒有根據這些信息采取行動。但沃斯泰特證明，他們的行為是負責任的，因為他們在得到真正的警告后采取了行動，而行事過于魯莽的代價也很大。國家領導人不斷收到各種危險警告的報告，其中大多數警告都沒有實現。對每一個這樣的警告都采取代價高昂的措施是不負責任和不可持續的。

中國政府采取了史無前例的措施來限制病毒的傳播，在我看來，其速度之快令人震驚。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人基于并不十分明朗的信息，做出隔離一個大城市和人口稠密省份，這樣一個重大而代價高昂的決定。這一步拯救了許多中國人和其他國家的人的生命。此外，它還向世界其他國家發出了一個信號，那就是必須非常嚴肅地對待這一局勢。這使得其他世界領導人也根據當時他們所獲得的資料迅速采取行動。

是時候停止聽那些“事后諸葛”的專家們喊出空洞的指責了。由該病毒引起的經濟和醫療問題遠未結束。如果各國能夠共同努力解決真正的、正在發生的問題，世界將會變得更加美好。

（作者為中國日報外籍編輯。編譯：劉玉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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