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市場上并購交易的企業類型發生了變化——過去主要由國企主導，而最近，我們發現，隨著更多民營企業和并購基金進入市場，投資主體也日趨多元化。

并購使用的金融工具也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五年前，國企大多數的并購交易源于自身資金或銀行貸款，而如今，融資渠道有所改變，有通過定制的金融工具或貸款融資，也有通過發行固定收入保險從海外投資集資。

這些變化反映了中國在兩個層次上正在發生的進步。一方面，中國政府目前正在實施經濟改革和資本市場改革，這使得中國企業能夠更為容易地進入國際市場，管理準入門檻也會降低，也更容易地進入國際市場。

另一方面，中企自身發展也發生了變化。與過去不同，他們不再愿意購買單一資產。他們將注意力放在制定強有力的海外整體企業戰略。他們希望通過購買能契合本企業發展現狀且能提供戰略協同的資產，以實現企業的長久經營。

在一系列類似的海外并購案例中，偉凱律師事務所（White & Case）于在今年在海爾集團與美國通用電氣公司（General Electric）達成戰略性合作框架協議中提過建議。收購通用電氣家電公司將有利于海爾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市場上擴大影響力。

海爾作為世界領先的家用電器生產商之一，此次收購將進一步擴大其在家電產業的國際市場份額。此次交易中，海爾并非僅僅購買有價值的資產，而是重點關注企業自身和這筆交易能為當前商業模式帶來的協同作用。

中國企業海外并購面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同樣發生了變化。中企在并購中遇到了嚴格審查和非商業不確定性等問題。在投資海外市場過程中，中企不僅需要應對國內監管，還面臨目標市場的嚴格審查。對于有意進行海外并購的中企來說，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CFIUS）仍然是關鍵考量風險。

在2012至2014年間，中國企業經歷CFIUS審查程序的比例最高。在今年，CFIUS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借口，阻止了亞洲投資者并購一家照明業務總部位于美國的荷蘭公司。其它一些歐洲國家也確立了本國的審核流程，尤其是對于那些潛在的敏感行業。

包括地緣政治和經濟風險等在內的非商業因素同樣為并購市場帶來了諸多不確定性。英國脫歐沖擊了歐洲和英國的法律框架，這意味著如果人們對脫歐會給英國法律框架帶來的長期影響沒有一個更準確的把握，很多并購英國企業的計劃都會遭擱淺。盡管人民幣貶值在中企的商業交易活動中不算重大問題，但仍然有一定影響。

若商業訂單要歷時數月才能交付，匯率波動便可能會影響估值或成本估算。

這一類多樣性將在眾多領域繼續產生作用。毋庸置疑，我們會看到，在2016年，中國的海外并購交易將創歷史新高。到今年六月，中國成為全球第三大境內并購國，交易額達到275億美元，居英國和加拿大之后。

截至目前，我們看到中國企業非常愿意以歐洲和美國作為主要投資對象國。同時，在其它國家市場，如以色列，將更受那些熱衷高科技的投資者青睞。我們期待看到中國企業在促進意向資產多元化，交易方式多元化以及融資結構多元化方面繼續做出變革。

為幫助企業降低成本和增加進入國際市場的機會，在使用更先進的融資工具這一方面，中國仍有提升空間。

（編譯：尹航 編輯：王旭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