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競爭的背景下，經濟結構轉型是一個由全球化、技術革新和需求變化驅動的持續性過程。

經濟全球化導致工資水平上漲，融資、運輸的交易成本增加，在技術變革的時代，本地供應商仍舊依賴過時的生產技術，或者錯失了向新型產品革新轉型的機會：這都會令當地供應商的競爭力逐漸下降。

最后，當國內消費者的收入增加時，其消費模式也在從基礎產品如食品、服裝等向高級產品尤其是服務需求轉變。同樣，當住房和基礎設施需求得到基本滿足時，建筑業和重工業領域的產能過剩就會使轉型變得十分必要。

中國歷經了這三大驅動過程。首先，中國的工資水平相對于鄰近亞洲國家內的競爭對手有所上漲，沿海省份不再是真正的生產成本低廉地區，而西部省份的這一優勢也日益消退。同時，全球對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需求也不再旺盛。

上述兩個因素均不利于中國傳統型出口工業的發展。因此，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們在實施第十三個五年計劃時面臨的首個挑戰就是，如何將就業從出口導向型且技術含量低的制造業轉向技術含量更高的國內服務行業中。

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的需求下降是一種全球性現象。“物聯網”或“生產數字化”是近期熱詞，代表機器之間如何交互，從而能夠比舊技術更有效率、更精確地在全球生產貨物及提供服務。據粗略估計，物聯網將具有與600年前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同等的革命性，并可能對全球40%的制造業崗位造成威脅。

中國作為一個傳統的制造業大國，很可能會受到物聯網的顯著影響。因此，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們面臨的第二項挑戰就是如何確保中國能抓住物聯網之下技術革新的機會，讓中國海外資產分得足夠分量的一杯羹，從而有利于中國國民生產總值（GNP）的持續增長，GNP與GDP（國內生產總值）不同，前者包括了海外投資帶來的凈收益。

另外，國內需求變動正值中國需要更多的資本來保持增長率不變的時候。用經濟學術語來說，增量資本產出率已經出現大幅上漲。

即使能夠迅速完成向服務導向型經濟的轉型，經濟結構調整仍然需要新資本的充分流動。舊股本集聚在諸如制造業和重工業這樣的地方，想要完全煥然一新是不可能的，只能進行部分資本貶值甚至廢棄部分資本。

新的生產部門需要新的資本，而這就為中國政策制定者們帶來了第三項挑戰：如何提高國內金融市場的遠期擔保貸款效率，同時讓出現運作問題的“老年產業”公司（包括負擔著高額不良貸款的“開戶”銀行）以最佳方式從其債務中脫身而出，并支持其退出市場。

應對這三項挑戰五年的時間還不夠，需要十余年的努力。重要的是，還要保持所有利益相關者（政府、中央銀行、商業銀行、整個行業和每家每戶）之間持久、一以貫之、透明化的溝通。

最后，還需要遵循一些原則，例如假使投入公共補貼進行結構調整，將其用于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就比增加貨物產量更為高效。

關于作者：

羅爾夫·朗哈默（Rolf J.Langhammer），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前副主席，墨卡托中國研究所高級政策顧問。

（編譯：陳芊芊　編輯：齊磊）